“礼”还是“非礼”？

　　□去非

　　中国是个最讲人情与世故的国度，自古就崇尚礼仪，而且还必须有来有往，号称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生活在这个“礼仪之邦”的人们，也都奉行“彬彬有礼”的古训，碰上朋友亲戚红白喜事的时候，少不了意思意思，表示一下自己是个讲“礼”的人，要是某人喜事请了你，而你的“礼”没有到的话，他会觉得比你“非礼”了他还难受。

　　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，自然要延续“送礼金”、“包红包”的习俗，虽然“阮囊羞涩”，也不得不“打肿脸充胖子”，拿人民币来保全自己的一点脸面。不少人因为连续参加婚礼而不得不负债累累。那么，“何以解忧”呢？我是没有办法，但呼和浩特市的一些年轻人却想出了新点子，他们参加婚礼流行起了打白条，这种新的搭礼方式让很多经济紧张的年轻人松了口气。

　　其实，礼金本身并没有错，但凡事都应该有个度。经济条件好的，拍出个万儿八千的，没人拦着你。礼，你送了，面子也有了，皆大欢喜。但是，如果你手头不富裕，也没必要充大头，这一点，既然是好朋友，想必也会理解和体谅。再从朋友的角度考虑，你这次不送礼，下回朋友也可以如法炮制，免去了一份回送的负担。如此，大家都轻松。然而，时下的礼金之风却有愈演愈烈之势，而且礼金的底数越来越高，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范围。

　　参加婚礼“打白条”显然是无奈之举，最好大家都摈弃这一套“礼仪”和“人情”，相互之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才是根本解决办法。但是，说实在的，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中是不太可能的。就是政府官员，教师节到学校去慰问，也不敢只是“精神鼓励”，你要平民百姓“超凡脱俗”，的确要求太高。所以说，这种用“白条”送礼的创新之举，实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世俗原有的习惯。

　　我们自然也期望彻底“不讲礼仪”，让“人情债”之类的苦恼烟消云散，但期望归期望，期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。随着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和社会的更加宽容，朋友结婚既不送礼，也不打“白条”，是有可能的。

　　由流行送礼打“白条”这件事，多少折射出一些地方的一种流行病态：不顾实情，寅吃卯粮。如此这般，到头来既害了自己，折了面子，欠下一屁股还不完的账不算，还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，实在是害处颇多。

　　调查Ⅰ

　　礼金风行三“怪”

　　礼金风行由来已久，多数人对它是“惹不起、烦不起、花不起”，最后只能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据市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调查资料，泉州市区人情消费档次升级，市民赠送支出不断增加。数据显示，去年我市居民家庭一个季度平均每户人情消费支出就达1300多元，占居民家庭总支出的14.1％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人情消费的类型主要有3种：一是礼尚往来型，人们受传统习俗影响，亲友结婚、小孩生日或满月、探望病人、给晚辈压岁钱等人情往来，样样不可或缺；二是资助型，亲友购房、生病住院、子女升学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资助，该出手时就得出手；三是灰色支出型，上司的子女毕业分配、职位升迁、工作调动，一些人宁愿节衣缩食，也要“打点打点”，图的是“心想事成”。日渐高涨的人情消费，令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，并且引发了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。

　　假钞礼金频出

　　“又一张假钞！”刚为儿子办完婚礼的周先生无奈地摇头。他说，一场婚事下来，收到的5万多礼金中就有百元假钞12张。周先生颇为恼怒：“如果不想送就不送吧，给假钞算什么意思！”

　　无独有偶，家住泉秀花园的小李夫妇，在婚礼上收到的7个“匿名红包”中，有3个装着假钞。小李说他当时心情很不好，不过也没办法。“如果知道是谁送的，就找机会在他请客时送回去。”

　　假钞礼金在婚庆典礼上出现，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。据市区一家礼仪公司王司仪介绍：“婚礼上收到假钞绝对不是个别现象。在我主持的200多场婚礼中，光听说的就有数十场出现假钞红包，少则一两百，多则上千。送假钞的通常没在红包上写名字。”

　　他回忆，有一次在结算一对新人婚礼气球的账单时，新人就从礼金中拿了500元，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其中一张的真假产生怀疑，新郎仔细辨认后也说好像是假的。当时新郎特别不高兴，喜事就因为这张假币蒙上了阴影。

　　“捐款箱”现身

　　惠安螺城的洪先生，在其儿子满月时，他办了十几桌酒席，请的都是些亲朋好友。当时，洪先生不太想收别人的礼金，又怕伤了亲友们的面子，就在餐厅门外设了个箱子。客人们到了后，自己往里面放红包，不给也没什么关系。

　　宴会结束后，洪先生回家后，把那个装红包的箱子打开一看，顿时大跌眼睛。里面装的红包千奇百怪。有空红包，有装着手巾纸的红包，还有一个红包，显然是原来把钱封好，后来又重拆开把钱取出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箱子里还有几块一元的硬币，洪先生说，“这不是赏乞丐吗？”

　　回忆前两年洪先生结婚，来的也是这么些人。大家当面给红包，出手都很大方。可这次，除了送红包的人减少外，“另类”的红包却多起来。

　　管理软件诞生

　　记者在偶然的机会中，发现一位朋友使用“专业”软件管理礼金收支。在朋友的指点下，记者登陆上网发现，这类软件名目还不少，有叫《礼尚往来记载簿（家庭版）》的，有叫《人情往来账务通》的。各主要软件下载站点都提供下载，而且点击率不低。

　　除了使用“专业”软件进行礼金管理外，不少家庭都设立了礼金收支账本。刚办完婚礼的晋江荣兴公司的小张共收到的7万多礼金。“看着厚厚的一叠人民币，我和妻子直发蒙。这些人情债，每一笔我都得记清楚。”他们专门拿来纸笔，把每一份红包登记清楚：“这笔钱，就像是办按揭‘分期付款’，还是要吐回去的。”小张说，人家这次给了多少，你下次去的时候，还得多给点呢，多给的部分就好比是按揭的利息了。

　　分析

　　礼金风行带

　　来连锁反应

　　礼金风行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。名目繁多的收礼项目，日益抬高的礼金标准让不少人苦不堪言。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，对一般工薪家庭而言，礼金风行带来的是否仅仅是经济压力呢？

　　引发家庭大战

　　家住东霞新村的刘先生夫妇都属于普通工薪阶层，儿子还在上学。刘先生告诉记者，基本上他们一家每月用于随礼的花销都在400元以上，个别月份比如2月、10月，花销接近千元。而刘先生夫妇每月的收入总共不过2500多元，孩子上学的开销每月要用去1000多元。刘先生朋友众多，有老有少，平常来往也频繁，家庭用于随礼的开销多数是由刘先生支出的。上个月的某个“黄道吉日”，刘先生居然同时有4个朋友结婚，一下子“红包”就送走了1400元。为了这1400元，刘先生挪用了儿子的家教费，妻子与刘先生狠狠吵了一架，并搬到娘家去住了一个星期，理由是刘先生朋友太多，家庭随礼支出多到让她无法忍受。

　　造成交友障碍

　　在市区某大公司上班的小苏今年23岁，这家贸易公司除了几个业务领导之外，多数以年轻人为主。到了这样一个环境，小苏觉得真是太好了，毕竟年轻人交流起来没什么困难。然而，上班3个月，小苏就已经收到了6张同事的喜帖，一次随礼200元，还处在见习期月工资只有500元的小苏日子简直没办法过下去，只好不断向父母要钱。一连几次之后，母亲偷偷地教了小苏一个方法———多向老同志学习，不要和未婚的同事走得太近，这样就不用有那么多随礼了。虽然并没有听从母亲的“教诲”，但小苏的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，觉得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和学校相比实在不同，现在见到年轻的同事谈恋爱，小苏不禁也有些心里发麻，老猜测着，这个同事恐怕很快要结婚了吧？

　　打乱消费计划

　　赵女士是一个很有计划观念的人，她习惯把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做一个预算，把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去年2月，赵女士一家按揭买了一套单元房，根据赵女士的预算，虽然家庭的存款都交了首期，但靠每月家庭节余来还按揭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出乎赵女士意料的是，去年11月一个月就有7个亲戚朋友办喜事，花去了3000多元，赵女士的消费计划完全被打乱，准备还按揭的钱也少了大半，只好临时向朋友借钱救急。赵女士告诉记者，她平常最讨厌向别人借钱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就连买房子的时候赵女士也只是向银行按揭贷款，没想到居然为了随礼打乱所有的计划，还打破了自己不向别人借钱的原则。

　　调查Ⅱ

　　礼金猛于虎

　　安溪县剑斗乡某村农民打电话向记者反映，农村的红白喜事名堂太多，礼金太多，随礼过重，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，不知道又要瞎折腾掉多少钱。对于农村随礼盛行的问题，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　　农民老吴告诉记者，农村人爱热闹，过去谁家办个红白喜事，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愿意去凑个热闹，正常的人情往来使邻里关系更加融洽，随点礼是很平常的事，一般的红白喜事随个十元左右。可这几年不行了，礼越送越大，一次最少也要拿50元，关系好点的少说也得拿个一两百元。老吴告诉记者，一年亲戚朋友、方方面面需要随礼的事情有几十件，哪个不去都不行，一年下来地里刨出的那点钱全折腾光了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随着农村居民外出打工、经商等生产和生活范围的扩大，人情往来的范围也越来越广。而据知情人介绍，时下农村比较流行的办事内容从过去的不足10种扩大到现在的几十种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一是结婚、丧礼等传统意义上的红白喜事；二是过生日、婴儿出生、孩子满月、结婚周年等准红白喜事；三是子女参军、个人晋级、搬家等搭车项目；四是单位纪念日、新部门成立、干部调出调入等一些巧立名目的活动；五是出国出差送行接风、学习培训结业等。

　　负责宣传的村干部小张告诉记者，现在在农村不少人已经到了谈红白喜事色变的地步。对他而言，现在最怕的就是谁家下帖子办事，只要去就得花个一两百元。每年到各种节日、高考中考结束等喜事比较集中的时候，有人就举家躲出去，等“风头”过了再回来，因为这礼金收送名堂太多，随礼又重，实在是负担不起了。宋代柳宗元说，苛政猛于虎。村干部小张却告诉记者，礼金猛于虎，这个问题不能不管了。相关链接 礼金风行谁吃亏？

　　针对目前社会上礼金风行问题，记者采访了国立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王福民副教授。王副教授认为，礼金风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、经济问题。

　　抬高礼金的是高收入者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礼金收送在一些地方十分风行，最低价也在节节攀升。据调查，个别农村地区的礼金支出远超过教育支出。王副教授认为，目前礼金收送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状态，而礼金的最低价则是由多种因素综合“制定”的。

　　王副教授告诉记者，礼金的最低价实际上并不是人为的明确约定，而是一种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潜约定。目前，礼金的最低价仍在不断抬高。王副教授认为抬高它的主要力量是处于发达状态的社会经济，以及社会中经济较发达的群体。一个地区的经济较发达，那么，它的礼金收送标准多半也较高，而一部分高收入人群将礼金再度拔高。在经济发达的区域与收入较高的群体综合作用下，一个地区的礼金经过引动和价格模仿，礼金的最低价就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。

　　礼金风行带动不必要消费

　　王副教授指出，礼金收授最常见的是在婚庆场合。从经济上看，礼金收授成为一种风气，引发了民众在婚庆典礼上的高消费之风，直接带来了婚庆市场的繁荣。据记者调查，确实有不少市民是以礼金收入为经济支撑而对婚庆典礼大操大办的。王副教授说，婚庆的高消费实质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费，从消费的结果来看，婚庆高消费只是为了满足婚庆主体的虚荣，而对提高婚姻的质量毫无帮助。

　　个别人提出，礼金风行将拉动消费。王副教授认为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消费有必要与不必要的区别，礼金风行带来的消费是不必要的，是不应受提倡的，同时婚庆行业的繁荣对于拉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小。退一步说，礼金作为消费的货币投入到婚庆市场，促进了这一市场的发展，但普通民众却因为支付礼金而削弱了个人的消费能力，这在整体上不利于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发展。

　　礼金收送是资源的再分配

　　礼金收送实际上是居民获得收入后的一种财富转移。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讲，这种财富转移产生在二次分配之后，可以称之为资源的第三次分配。

　　礼金收送出现后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他们之间相对地能够达到一种较平衡的关系，所以普通民众将之作为敛财手段的现象较少，即使有意敛财，获得的效果也不会很好。而将礼金收送作为敛财手段最有效率的执行者其实是权力的拥有者，冲着权力所能带来的好处和庇护，不少人乐于将赠送礼金作为名正言顺与权力拥有者“沟通情感”的机会。因此，我们要说，礼金收送是滋生腐败的温床，主要得利者是拥有权力的腐败分子。

　　相对来讲，有一个群体，他们手中没有操纵别人的权力，也没有丰富的用作礼金的资金。但在礼金风行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支配，跟风送礼金，导致个体消费能力被削弱。而当权力拥有者与某些人借婚庆为名，以礼金为媒介进行“沟通”的时候，产生的结果是部分公共权力从普通民众的手中被转移出去，为某些人所拥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种再分配是不公平的分配。